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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85年我从辛集中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，经过四年学习，1989年大学毕业“分配”到河北科技大学的前身——河北轻化工学院政教室，1996年院校合并的浪潮中，河北轻化工学院与河北机电学院合并成为河北科技大学，同时，学校内部也进行资源整合，原来的政教室与德育教研室以及文史教研室，合并成为文法学院，2002年我申请调入刚刚创立的中文系。1985年到2002年，既有时间的绵延，也有空间的移动，还有学科的跨越，颇有沧海桑田之慨，陈远学友曾有一部书，叫作——《负伤的知识人》，可谓真实的写照。

　　这两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高考，是吧？1982—1985年高中就读于辛集中学，当时作为文科生，深受历史老师——赵庆仁先生的影响和熏陶。因为有位门生1982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。受赵老师的激励，也等于说是受到那位学长的影响，热血沸腾，于是，第一志愿就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并一举得中，当时，正值“文化热”，“讲座热”和“丛书热”，个体的启蒙与社会的复兴，同频共振，因此，“当身际遇”，异彩纷呈！因为大学四年灌注了强大的初始值，以后在河北科技大学以及前身——河北轻化工学院的所思所想，颇为另类，无他，惯性使然，想停都停不下来，三生有幸，我在一个好的时期，读了一所好的大学！

　　因此，仅凭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长一句话，我就来到了位于裕华路的“中校区”，当时叫河北轻化工学院。我去的部门，按理说也能发挥所学。谁能找到，一度『沦落』到想当政治课老师而不得！当时河北轻化工学院有一个“政教室”，顾名思义——政治教研室，约等于现在的『马克思主义学院』，正好有一位《中国革命史》老师，1989年到站退休，就空出一个位置来，谁能顶这个缺儿呢？殊胜因缘，我分配到河北轻化工学院政教室，就是为了顶那位老师的缺儿。

　　谢学友到了中文系以后，老院长说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，都得怎么样？都得接受“科班”训练，此时“科班”显得异常重要。新中国的高等教育，它是建立在拷贝、继承红色苏联的基础之上，特别是我的母校——中国人民大学，第一所社会主义大学，它的模板是苏联。苏联的大学教育理念，重视“科班”——也就是专才教育。而欧美的教育理念，属于“万金油式”的教育，也就是通才教育，或者说是自由教育。苏联的“科班”教育——专才教育，某种程度上与“计划经济”相匹配，甘当一颗螺丝钉。

　　这就是所谓“科班”，中国高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取向，可以说异常重视“科班”，重视专才教育，准备让你当一颗螺丝钉。平常有一句话，经常挂在嘴边——专业人做专业事，这对不对？非常对！比如说外科手术，就得科室主任这个级别的专家。但，有些地方，未必如此。用人的时候，先问——你是学这个的呗？比如，要一位语文老师，不是学中文的，免谈！非要在这方面干，就不对。中文系只让学中文的来，其他的都要闪出去，给学中文的开辟一个“绿色通道”，然后，还要问是博士呗？是211呗？是985呗？大家看，这不就“卷”起来了吗！

　　当时，老院长说非“科班”出身的都得外出培训。此前，2002年，我“侥幸”成为副教授，二十三年过去，现在六十岁了，依然还是副教授，可以说“资深”副教授，将来会成为“永远”的副教授。由此可见，一所普通工科院校的副教授，多么不长进（一笑）。没有课题，没有科研，仔细盘点，著述九本——《那些有伤的读书人》《梦里犹知身是客》《叩问大学》《回顾所来径》《回望清华》《中国法政人素描》《中国社会学逸史》（一、二）《高王凌：特殊独一人》。这么多年描绘“中国学术地图”，愚钝如我，也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态有一个基本的估量，一个人，踏实，认真，努力，勤奋，一直都是副教授，大概，人的品性，不会太差。话说回来，《律师文摘》主编，中国政法大学《政法论坛》资深编辑——孙国栋兄夸赞敝人“著作等身”，“比博导牛”，心里那叫一个美！国栋兄见素抱朴，修辞立其诚！

　　谢学友在做自我介绍时，往往直接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，受惠于萧延中先生。北京大学访问学者这段，只字不提。今天不妨跟两位学友开诚布公，说一说，北京大学中文系“访问”的是陈平原先生。陈平原先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便具有了很高的学术史自觉，这与我业余时间从事的“百年中国学术地图”，颇有契合之处。陈平原先生的同门师兄弟呀，像钱理群先生、温儒敏先生，各位学友都并不陌生，不是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的几位作者吗！

　　访学归来，担任一门课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大家也就不知道了——《人类学》。谢学友之所以走上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路径，其中一个机缘就是咱们中文系当时课程表里面有一门课——《人类学》。我认为现在全国中文系亟需开设的一门课便是——《人类学》，一方面或许由于自己曾经开设过，颇有心得体会，另一方面，中文系既然要跟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里面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就要懂得各种各样人的那种心情，心灵要有所交会。其中最为受益的学问，就是《人类学》。同时《人类学》也是一个学科群落，昨天晚上跟两位学友分享《中文与史学及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互动研究》时，曾有所论述，不再赘述。

　　1985—1989年，大学四年，听过沙莲香老师的《社会心理学》和李路路老师的《社会学概论》，更有意思的是，不止一次听过郑也夫先生的讲座，这样，慢慢接近社会学，后来，“社会学”与“学术地图”双向奔赴，交汇点便是费孝通先生，每一位学界老辈都是一部史书，费孝通先生身上刻画着中国社会学的“年轮”。2004年费老奔赴“九五之尊”前夕，我写出《开满鲜花的田野——播种者费孝通先生》，2005年4月24日，费老辞世，此稿发布在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》哲学社会科学版。2019年河北科技大学招收社会学研究生“黄埔一期”，很自然，我受聘担任《中国社会学史》的课程。一位中文系老师，手伸得很长，占据一块社会学的“领地”，也难怪，中文系的老主任在介绍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的风格时，直截了当说——谢志浩老师的学术专长是社会学。

　　哎，造化弄人！自己拥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本科学位，咱们学院2001年设立法律系，却不能在法律系任教，这也怨不得别人，谁让自己学的是“党史”呢！明明在社会学领域有着自己的比较优势，却也没能在社会学系教书育人。其实，中国新闻史，我也能插上一手，因为，不仅大学期间听过中国新闻史巨擘——方汉奇教授的讲座，而且也愿意理解老先生的当身际遇、学思脉络和心路历程。无他，描绘“学术地图”既久，触类旁通，四处生风。咱们学友，听我一句话——每一门学科皆长在老辈学人身上，而非“课本”和“教材”里边，不能本末倒置。

　　承蒙李克荣院长器重，最先开设了《中国传统文化》选修课，《西方文明简史》忘了何时所开，也属于选修课。后来，《中国传统文化》由全校选修课转型升级为中文系必修课——《中国文明导论》，《西方文明简史》由全校选修课转型升级为中文系必修课《西方文明导论》，这是我在中文系的两个抓手。中文系最近在传达学习新的国家质量标准，这两门课好像均不在国家质量标准之内，也就是说，极有可能“人退课亡”。要是没有两位学友的访谈，差一点忘了，自己还上过一门《文化社会学》课程；另，一位同事外出读博期间，还替这位同事带过一学期的《古典文献学》课程。

　　1989年8月4日来到河北科技大学的前身——河北轻化工学院政教室报到，此后的岁月，面临的最大问题，不是“安身”，而是“立命”。相对于“文化中心”北京而言，石家庄可以说是“文化边陲”，其实，经历剧烈的“文化冲突”，害怕患上“文化失语症”，就想拥有一些可以有共同话题的朋友，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，切磋学术，砥砺品行。这个“共同体”，利用业余时间，交流读书与思考，俗线年，正式有了一个高大上的名称——“席明纳”。

　　此前，从1989到2004年前后十五年，算得上“席明纳”的“史前时期”——没有“席明纳”的称号，但，照样与学友互动和交流，最为典型的就是与陈远学友漫谈百年学人。2004年拥有了正式名称——“席明纳”，从2004—2025年的二十多年，中间也曾风光过，还大张旗鼓地举办“席明纳”二十年的庆生活动，当然，也非一帆风顺，一度还颇为艰难。“席明纳”一头一尾，特有意思。“一头”指的是我与陈远学友聊学思脉络，“一尾”指的是我与焦浩楠学友聊当身际遇，均属于“二人转”，其乐无穷。

　　“席明纳”还是“连环套”，“席明纳”套着“席明纳”。杨云龙和李云飞两位学友，与陈远学长一样，皆来自工科，杨云龙学友来自环工学院，李云飞学友来自机械学院。大学期间，两位学友先后进入“席明纳”，杨云龙学友在中区完成学业，李云飞学友在新区的四年，图书馆还是没盖起来。难能可贵的是，杨云龙和李云飞两位学友均能“以仁心说，以学心听，以公心辨”，又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，做事干练，踏实认真，坚韧不拔。三观一致，思想相通，与谢学友颇为投契，毕业之后与谢学友既亲又近，堪称“席明纳”的“三驾马车”。迄今为止，谢学友九本著述中的七本，包括书稿结构，篇目构成，文章润色，文字校订，皆流淌着两位学友的心血与汗水，真正可以说是背靠背，肩并肩，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合作无上限。

　　我开设《中国传统文化》选修课，这得益于老院长李克荣教授。回首来路，饮水思源，哪些人曾经提点过自己，不应忘怀，也不能忘怀。郭德纲先生有一句话，一个人三分能耐，六分运气，还有一分是贵人提点，大概其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这个很重要，这就是伯乐与千里马，这里边的道理很简单，大道至简。那个时候，我开设《中国传统文化》选修课，然后是《百年中国大学史》选修课，再后来，才是一度名声在外的《百年中国历史人物》选修课。《百年中国大学史》和《百年中国历史人物》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合，最后，《百年中国大学史》合并到《百年中国历史人物》里边儿去了。

　　一些学友弄不明白，为什么我的《百年中国历史人物》选修课，老爱聊民国期间的大学校长、大学教授与大学学生，绝非偶然，这不是偶然的。别看那个时候兵荒马乱，但是，大学像大学，图书馆像图书馆，校长像校长，先生像先生，学生像学生，都像那么回事儿。也就是说，兵荒马乱并没有打散中国学人骨子里的精气神儿。不信的话，试着了解一下北大蔡元培先生、了解一下清华梅贻琦先生、了解一下南开张伯苓先生、了解一下复旦马相伯先生、了解一下浙大竺可桢先生，这样的先生多了去了，宛如平常一段歌。

　　2007年秋季，我好像还开过一门“空前绝后”的《大国崛起》选修课，咱们学校新校区是2006年建成并开始入住，第二年，2007年秋季教育部就进行教学评估。不少开设选修课的老师，偃旗息鼓，避其锋芒，干脆暂停一学期选修课，导致一千多同学，没有选修课可“选”，选不了课就获得不了相应的学分。教务处一位负责选修课的职员跟我说：谢老师，您把一千多位学生“接收”了吧！当时，我的选修课十分饱满，又不忍心一千名学友没有学分，就勉为其难，“接收”过来，针对这些学友，急中生智，开设了一门新课——《大国崛起》。讲课地点是新校区最大的教室——讲堂群202，两个头，此时，我才弄明白，讲堂群202可以盛得下640人，当时收音不好，音量小了，后排学友听不到，音量大了，前排学友吓一跳。

　　《大国崛起》选修课的开设，虽然是临时抱佛脚，也有自己的思绪和考量，总而言之，我所秉持的旨趣与钱乘旦先生不尽相同，和而不同吧！记得《大国崛起》政论片一经播出，引爆舆论，众说纷纭，我为此发愿编了一本《〈大国崛起〉争鸣集》，兼收并蓄，争取把各方意见充分吸收进来，同时，不经意间，也为临时开设的选修课提供了一个文本。刘军宁先生凭借深厚的政治学底蕴因而在这场争鸣中表现十分抢眼。看得出来，刘军宁先生试图把讨论引向深入，坚决主张——中国亟需一场文艺复兴。略感遗憾的是，刘先生的良苦用心没能得到认可，二十一世纪第一场『国运之争』，浅尝辄止，匆匆结束！

　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近代文明史，尤其是在欧洲历史上，堪称推动文明前进的两大枢轴。文艺复兴发现了“个人”，宗教改革形塑了“国家”，也就是说“个人”和“国家”应当是“双向奔赴”——“国家”的力量十分强大，但是，“个人”没有力量，“大国小民”，不能充分发挥个人潜能，出现不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自由组合，“个人”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，“国家”终会走向失败；另一方面，“大民小国”，军阀割据，互相征伐，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，“个人”力量再强，不能形塑一个稳健的制度框架，“国家”也可能面临崩解。

　　还有一门选修课——《当代中国社会问题》，一直开到2020年的疫情之前。《当代中国社会问题》虽然并不需要延展着费孝通先生的当身际遇，学思脉络和心路历程而开，这门课，最能体现敝人的社会关切。算下来，开设与社会学相关的课程，先后有《人类学》、《文化学》、《当代中国社会问题》、《文化社会学》、《中国社会学史》，竟然达到五门之多。各位学友，或许有所不知，社会学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到取消，前后近三十年。以至于1979年社会学恢复之后的二十多年，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之前，一直都是敏感学科。社会学人畏畏缩缩，难以大展拳脚。我开《当代中国社会问题》并不希望中国涌现大量社会问题，初心是想让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。许多社会问题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甘当鸵鸟，这个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吗？！比如火车站如厕，一度并不免费，两位来自河南的汉子，杠上了铁路部门，最后，火车站上厕所，全国才免费了。

　　海淀路三十九号院，得遇恩师萧延中先生以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的诸位老师，实在铭感不已。这个教研室别开天地，另辟一家，擅长从思想史的角度，打量百年中国史，这是只能在政治史内部打转转所远远不能及的。桑咸之先生讲乾嘉学派，程歗先生讲义和团，林茂生先生讲民初思潮，萧延中先生讲新文化，闫润鱼老师讲三十年代政治思潮，皆一时之选，启人心智。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，久而久之，成为大学四年读书生涯的精神港湾。不愿意上其他教研室老师的课，之所以没有离开党史系，还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拯救了我，颇有再造之恩。

　　十分感念两位学友，促使我第一次提出形塑“百年中国学术地图”的五股合力。至于“学术地图”，不少学友听起来觉得有点意思，但是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简而言之，“学术地图”约等于各个学科“学术史”的多兵种合成演练，但是，它又不是纯正的“学术史”。“学术地图”，容易让人望文生义，给人感觉，眼前平摊一张地图，有的地方还有标注：这座城市有哪几位著名学者，那座城市有哪几位著名学者，不是，它是一个历史图景，某种程度上是有着一定的“纵深”的历史学术地图。

　　第二代的话，大部分受到了比较系统的、完整的“西学东渐”的这种教育。这一代产生了不少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泰斗、宗师和某某学科之父。比方说李济先生——中国现古学之父，赵元任先生——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，赵元任先生的友人——李方桂先生，这是“非汉语语言学之父”，为什么好多近代学科之父多为清华学人呢？无他，冯友兰先生说清华是一座国耻纪念碑！这是一座由美国返还庚子赔款而建立的学校，清华人勿忘国耻，振兴中华！第二代的整体特征是『发凡起例』，因而产生这个学科的代表作，天设地造，殊胜因缘，清华“扎堆”产生泰斗和宗师。

　　清学研究院，陈寅恪、赵元任和李济三位先生均属“文化地标”，三位先生均曾在哈佛大学留学，赵元任、李济两位先生哈佛博士毕业。赵元任和李济没有陈寅恪的道行，只好一步一个脚印，最后取得博士学位。陈寅恪出身于贵族之家，深谙“游学”之理，出于求知的乐趣，满足好奇心和想象力，这么些年来被塑造成神一般的人物——别人是为了“学历”，陈寅恪是为了“学问”。陈寅恪先生在很多方面，都很令人佩服，比如提出“独立人格”和“自由思想”；比如，眼睛废了，自强不息，著述不辍，还在那里撰述《柳如是别传》。但是，陈寅恪的故事，放到旁人身上，就可能出现“双标”——比如我本人，英语不行，很早就断了读硕士的念想，此时，若是有人把我夸到天上——谢志浩为了“学问”，放弃“学历”，这时，我听到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。

　　陈寅恪先生的著述风格，这与没有读硕读博因而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，大有关联。李济和赵元任著作里面有一整套的科学法则，陈寅恪先生的著述里边，靠猜测，靠臆想，颇不少，依照陈寅恪先生自己的说法——所谓真了解者，必神游冥想，与立说之古人，处于同一境界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，表一种同情。这样看来，陈寅恪先生似乎并不属于胡适先生所推崇的“汉学”，而是独辟蹊径，既不是考据派，也非义理派，而是“神游冥想”。

　　曾在哈佛大学留学的赵元任先生是“现代汉语学之父”。赵元任先生天赋异禀，才华横溢，堪称百年中国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人，古今贯通，中西汇通，文理融通，说的正是哈佛毕业的竺可桢，赵元任这样的大家！陈寅恪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“开山”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这方面的学术，“先生之学问，或有时而可商”，陈先生的学问，可超而不可越，咱得知道陈寅恪先生在这方面曾经奠定学术基石。魏晋南北朝不可解的事，本来就多，学术奠基人陈寅恪先生靠猜测和臆想，来破解魏晋南北朝历史之谜，倒也挺对症，陈寅恪先生自己的说法，依靠诗人之“神游冥想”。高王凌先生曾经在《超越“史料学派”》一书中专门探讨——史学研究中站在“义理”和“考据”之外的第三派，不妨称之为“神解精识”。高王凌先生的“神解精识”与陈寅恪先生的“神游冥想”，颇有相通之处，只不过，高王凌先生的“神解精识”偏向理性，而陈寅恪先生的“神游冥想”偏向感性。

　　第三代比方说河北乡贤——张岱年先生，还有钱钟书先生、费孝通先生、季羡林先生，不都是第三代吗？清华校史权威黄延复先生认为，清华理学院先后两位院长——叶企孙和吴有训领衔奠定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大厦。清华学人古今贯通，中西汇通，文理融通，薪火相传，开拓进取，同样奠定了中国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根基，细究起来，张岱年，钱钟书、费孝通和季羡林，皆与清华有着殊胜因缘。钱钟书和季羡林先后毕业于清华外文系，费孝通清华社会学研究生毕业，抗战期间，钱钟书和费孝通曾任教于西南联大，抗战胜利后，均任教于水木清华；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，无奈，受不了罗家伦校长的“强迫训练”，转投北平师范大学，抗战之前和抗战之后，任教于清华哲学系。清华出人才，这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群体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　　第三代往往出生于1911年前后，再加上20年，这就到了1931年“九一八”，生于忧患死与安乐，这是第四代之处境。不妨用杜诗的特征来形容第四代——沉郁顿挫，第四代诞生了颇多社会主义红色学统狙击手。1949年以后，毛公是集道统、政统和学统于一身的人物，“三美俱”，觉得胜券在握，所以亲自部署，亲自指挥，主动发起了向旧学统的开战。比如说对《武训传》的批判，对俞平伯的批判，对胡适的批判，尤其是从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，就可以看得更加通透。毛公明白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学统，依靠老一辈学者，那是万万不能的，只有发现『小人物』，启用一代新人，因此，第四代的很多学人，无一不是行走在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风口浪尖上的“刀锋战士”，故称之为“红色狙击手”。

　　经济学界与江平先生同一辈分的吴敬琏、厉以宁，当身际遇要比江平先生好多了，吴敬琏因为根正苗红，受到组织的信任，一度成为各种写作组的种子选手，厉以宁则由于右倾，枯坐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室，过着翻译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寂寞生涯。一九七八年以后，吴敬琏与厉以宁，不鸣则已一鸣惊人，坊间从“吴市场”和“厉股份”的称誉，不难想见两位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所曾发挥的独特作用；国际政治学方面，一对卓越的“学术夫妻”——陈乐民、资中筠，堪称“学科地标”，陈乐民先生2009年过世了，资中筠女史还健在，2025年恰值“九五之尊”，这都是第四代之中的佼佼者。

　　同时的话，我在“百年中国学术地图”中，日益对1942年左右出生的“老五代”，产生同情之理解与温情之敬意。什么叫“老五代”？大体是1961年到1966年五年之间大学毕业生。刘梦溪先生，俞荣根先生，还有2023年去世的冯天瑜先生，我认为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“第四代半”。这个“第四代半”的提法，刘梦溪先生不是那么认可。刘梦溪先生曾经主持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，对于百年中国学术的渊源与流变，学者的断代和分期，均有自己独到的看法，这一点，很难轻易改变；俞荣根先生有开阔的胸怀，欣然接受“第四代半”的提法。俞荣根先生为一位从事法律文化史的“大师兄”祝寿时说到——“河北科技大学的谢志浩老师认为我是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四代半”。

　　中文系诸位学友，千万不要把钱理群、温儒敏、吴福辉合著的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一书“固化”在所能呈现的填空、选择、辨析、简答、论述之中，可不是那么回事。要尝试着触摸一个学者的体温，体会到作者脉搏的跳动，进一步体察一位学人的“当身际遇”、“学思脉络”和“心路历程”。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！不能见到一本书，总是先问：这是“题”呗？一本书能出成题，就有大用，不能出题，就了无用处，如此实用主义，实乃人文教育之巨大悲哀。

　　民国时期意识形态体现在学术领域，就是以胡适先生领衔的，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作为先锋的“新汉学”学派。他们秉承清代的“朴学”——乾嘉学派，古今贯通，同时的话，因为身处西学东渐的时代，还有兰克史学的熏陶，中西会通，古代和西方的双重因素，形塑了民国时期的“新汉学”。我们知道，民国时期，政治上动乱，军事上纷争，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以至于主旋律不能保持一枝独秀，也只好放任多元化。这样，以范文澜先生、郭沫若先生、翦伯赞先生、吕振羽先生、侯外庐先生，五位先生领衔的“新宋学”学派，就有生存壮大的土壤和水文。1949年以后这个“新宋学”指的是马克思主义。1949年以后很长时间，指导思想不是这个吗？

　　“宋学”讲究义理，“汉学”讲究考据，沉潜者尚考索之功，高明者多独断之学。不难发现，只要搞“宋学”的，不管“老宋学”还是“新宋学”，往往非常高明，因为敢于论断；反之，凡是搞“汉学”的，不管是“老汉学”还是“新汉学”，往往非常胆小，因为不敢论断，别看手中有那么多资料，胡适先生有言——“有几分证据，说几分话，有七分证据，不能说八分话”。不敢论断，胆儿小。记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彭明先生在课堂上常说，做学问，就要坐得住，还把范文澜先生抬出来，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半句空。范文澜先生当年在北方大学，以及后来的华北大学，确实经常强调“坐冷板凳”。现在，终于找到出处了，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半句空”，这副对联出自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。这在强调证据方面与胡适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范先生就中国社会性质，历史分期，勇于论断。最合适的就是义理、考据和辞章“三美俱”，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。

　　《中国文明导论》课程以及它的前身——《中国传统文化》，曾经用过冯天瑜先生《中华文化史》，中间经历过自由发挥的“无课本”阶段，最后，选择梁漱溟先生的《中国文化要义》作为本子。梁漱溟先生并不以纯正学者形象示人，但是，梁漱溟与毛公一样，属于百年中国史上，集道统、政统和学统于一身的人物。尤其有意思的，梁漱溟先生的“学思脉络”和“当身际遇”密不可分。梁漱溟先生和梁启超一样，长期游弋于政学两界。读梁漱溟先生的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真的不可以！因此，《中国文化要义》前面二十节课，不是用来讲解梁漱溟先生的文化理念和哲学内蕴，而是，细聊梁漱溟先生的生平遭际和当身际遇。一言以蔽之，梁漱溟的“朋友圈”——梁漱溟的尊人外，多来自政学两界，梁济先生，蔡元培，张澜，梁启超，孙炳文，张耀曾，李济深，韩复榘，毛润之，周恩来；林志钧，张申府，汤用彤，冯友兰。

　　我研究“学术地图”，就本意而言，不愿也不能仅仅专注“一门学科”，这样，无论视野和胸襟，还是理念和视角，往往与其他人迥然有别，也常常得出『非常可怪之论』。这里，不是标榜自己多么特立独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径，不是有一个词叫“路径依赖”吗？我研究一位学人，不是说看了多少他写的书。也许有人会问：那你研究一个人的基础是什么？某种程度上，我研究一个人，首先要看是否与我契合，就是所谓契理契机，如果契合，不妨接着看一看相关的回忆，年谱以及纪念文集，那么研究起来就特别的顺畅；如果不契合，不妨放一放！

　　记得，最早开设《百年中国历史人物》选修课，前几年只聊四位老辈：一，季羡林，二，季羡林老爷子的同事——金克木，三，费孝通，四，王元化，就聊这四位。第一本小册子——《那些有伤的读书人》，有心的学友会看出来，描写季羡林、金克木、费孝通、王元化的四篇文稿，颇为契合老先生的当身际遇、学思脉络和心路历程，尤其是王元化先生一篇，更是如此！这有什么证据？它得到了王元化老辈的首肯。老先生生前审定《王元化集》，第十本是学界对王先生的评议，大概收入了十来篇，谢学友所写《有学问的思想家——王元化先生》，也在其中。

　　王元化先生早岁住在水木清华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来到沪上，自此很少离开上海，一九五五年成为胡风分子，受了多年的苦，受了好多的罪，精神还差一点分裂，再加上，依然承受很重的精神枷锁，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，成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。离休以后，等于说是在华东师范大学领衔带了几位博士生，上海地区今年高考题目——“专”“转”“传”，就来自王元化先生的一位门生——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胡晓明教授以前发布的一篇文章。

　　再一个的话，王元化先生是一位布尔什维克。早期的布尔什维克，比如二十年代的“南陈北李”——陈独秀，李大钊，既是革命者，也是学问家；三十年代沪上，王元化“地下文委”的——孙冶方，和顾准依然有“革命者”和“学问家”的流风遗韵，耳濡目染，长期的地下生涯并没有损毁王元化对学问的好奇心和想象力。我毕业于党史系，因此，内心深处对这些老派布尔什维克有一份别样的温情与敬意。why? 这种情况，就是“契合”。为什么我能够与王元化先生颇为“契合”？不是说读了王元化先生多少著述，而是，更愿意体会王元化先生的际遇和心迹。

　　后来，不仅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》课上处处有梁漱溟的身影，而且还频频出现在报章杂志上。梁漱溟先生称得上二十世纪中国政学两界的一块活化石，从东西文化论战到乡村建设运动，从前往延安窑洞探访毛润之到四十年代组建民盟，从反对一化三改到文革期间为孔夫子辩护，再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，简直无役不从。很多学友不无疑惑，谢学友为什么要选择梁漱溟写于1949年的《中国文化要义》作为《中国文明导论》的本子，根在这儿。

　　再一个，长话短说，新文化时期，老先生秉持“一分为三”的理念，特立独行，第一，他支持新文化的健将——陈独秀和胡适，支持他们的理念。陈先生和胡先生说，中国需要“赛先生”，中国需要“德先生”，中国需要科学，中国需要民主，梁先生对此，全力支持。这在《中国文化要义》里面很明确，中国不仅需要科学，不仅需要民主，而且，更需要技术。老先生可以说慧眼独具啊！1978年以来中国的进步主要是技术方面的进步，实现了由农业到工业的历史性转型，老先生说的非常非常对。

　　老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，认为传统中国实行的是伦理本位。再一个的话，他为传统说了很多好话，以至于赢得“最后的儒家”之誉。同时，很多人不知道，老先生把传统看透了。传统中国，一个人永远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谈自己——“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，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。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，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，被抹杀。”中国发现不了个人。为什么发现不了个人？家族伦理本位，天地有张大网，谭嗣同先生所说冲决伦理之网罗，所言极是。梁漱溟先生对个人在传统社会生态之中的这个态势看的多么明晰。

　　我建议诸位学友啊，看书，尽量看一些老辈儿的，梁漱溟先生这样的老辈，1949年之前著书立说，往往在1949年以前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庶几存在文白相间的情形。不过，只要静下心来，可以突破阅读障碍，获得极大的助益。不说别的，字里行间那股子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，以及议论风生，酣畅淋漓，就让人回味。千万要注意，现在很多课本的主编往往都是知青学者。某种程度上，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，知青学者的气场是铺天盖地的。但是，看他们的书应该有一个警醒，因为自己的脑瓜应该长在自己脑袋上，不应该成为别人陈腐说教的跑马场。教育不是宣传，读书不是传销，一定要注意哦！

　　可惜了，聊了那么多年的梁漱溟先生谈得上研究吗？谈不上。多年以前，应《新京报》绿茶兄之约，曾给梁漱溟先生写了一封信——《致梁漱溟先生一封信》，关于梁漱溟的很多东西还在我的电脑U盘里边。今年十月退休以后，终于有了闲暇，可以着手整理这方面的资料，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若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来论，梁漱溟属于百年中国的“第二代”。他和毛公，还有张申府，汤用彤，都是同一年——1893年生人。老辈儿波澜壮阔的一生，特别启人心智。

　　2023年5月程宇静老师主持中文系工作以来，宽容，宽厚，宽和，温暖，温润，温和，发挥所有老师的积极性，让各位觉得，中文系是大家的，连我这个投闲置散多年之人，也被调动起来了。这样，职业生涯临近尾声，两年间带了七篇毕业论文！也许想弥补十年不带论文的缺憾，也许潜意识中把几位学友视为『衣钵传人』，第一时间组建以撰写毕业论文为主旨的『席明纳』，并“定期”和“不定期”进行交流和互动，设若把交流和互动的录音整理出来，相信不会少于二十万字！指导毕业论文过程中，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，整天将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挂在嘴边，“当身际遇，学思脉络和心路历程”也是絮叨不已。

　　学界怪事多，见惯则不怪！一些专家似乎有着很强的执念，其中之一，就是『毕业论文』的题目必须带有『论』字，否则不像一篇论文！依照这些专家的思路，毛公的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也不符合当今论文的规范，看起来像一篇送别友人的散文！反正我看到——《鲁迅：现代思想史上的“特殊独一人”》这个题目，觉得倍感亲切。为什么？冥冥之中，自有天意，因为我当年毕业论文写的就是鲁迅，也可以说，敝人与河北科技大学中文系之间，确实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缘。虽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，但是，本人大学毕业论文写的鲁迅，题目叫《鲁迅：荒原狼》，指导老师当然是恩师萧延中先生！

　　早在去年，我跟所带四位学友商量，能不能独辟蹊径，不从语言风格入手，而是，返璞归真，写一写巴金，季羡林，杨绛，孙犁四位老辈『散文中所呈现的朋友圈』。巴金和孙犁是『文人』，季羡林和杨绛则是『学人』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曲径通幽，散文创作呈现『井喷之势』，不仅巴金和孙犁晚期的散文有着自家面貌，属于控诉和反省『文革』的『双壁』，季羡林和杨绛两位老辈被孙郁视为『学人散文』的地标。细究起来，『人间重晚晴：论杨绛散文中的亲友圈』，题目最具有灵气，遗憾的是，没用那么大力量，挖掘的不够深入；高艳琪学友所写的《孙犁散文探析：流淌其间的战火硝烟与人间晚晴》，最为踏实，最为努力，最为刻苦，最为勤奋。难能可贵的是，高艳琪学友对“乡贤”——孙犁先生，颇有同情之理解与温情之敬意，这就为后来写出优质论文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！